近日，德国转会市场亚洲区管理员朱艺发表长文，深入剖析中超联赛与城市联赛的关系，并明确表示认同“中超是中国体育最好的文旅品牌”这一判断。他指出，这一结论并非仅凭直觉，而是有数据支撑和现实案例佐证。 朱艺首先厘清了一个关键前提：无论是城市联赛还是中超，其本质都是足球比赛——90分钟的对抗、球员的拼抢、胜利的狂喜与失利的失落。文旅、经济、消费，都是附着在这90分钟之上的“附加价值”。然而，当前许多讨论恰恰颠倒了这一关系：一说城市联赛，便强调“足球搭台，文旅唱戏”，仿佛足球只是引子，文旅才是正题；一说中超，便聚焦“竞技水平不行”“金元泡沫破裂”，似乎除了吐槽便无话可说。城市联赛被工具化，中超被污名化，而它们作为“足球比赛”本身的价值，反而被忽视。朱艺认为，即便仅从经济角度审视，职业俱乐部也是一笔被严重低估的账。 城市联赛近年来的爆发式增长有目共睹。苏超之后，赣超、湘超、川超、粤超等各地赛事纷纷涌现，现场动辄数万人，线上观看量达数千万。地方政府借势配套文旅活动，消费也随之拉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城市联赛的成绩单是靠“竞技内容本身”打出来的——并非水平有多高，而是比赛真踢、球员真拼、球迷情绪真。这种“真”是其核心竞争力，不是策划出来的，而是足球本身带来的。因此，将城市联赛简单定义为“文旅项目”是结果而非本质。 朱艺进一步指出，如果业余赛事都能产生可观的文旅价值，职业俱乐部理应产生更大效应。他引用《体育科学》杂志对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（苏超）的实证研究：外地观众占比约38%，人均消费约600元，按赛季265万观众计算，外地观众约101万人，直接消费6亿元，扣除政府公共成本后净收益5.9亿元。而中超赛程更长、关注度更高、外地观众比例更大，规模不可同日而语。今年中超球市强势复苏：梭鱼湾、凤凰山、工体等球场长期爆满，第3轮单轮总上座285546人，十年来首次打破历史纪录；第8轮突破30万人，场均38326人，且整条联赛从首轮起便高位运行。城市联赛证明“足球赛事可以拉动可观消费”，中超则用数据告诉市场“这个消费体量比你想象的大得多”。两者共同指向一个结论：职业俱乐部不是负担，而是被严重低估的资源。 那么，为何这一逻辑难以应用于职业俱乐部？朱艺分析，主要原因在于职业足球在中国背负的包袱太重：金元时代的泡沫、欠薪解散的丑闻、糟糕的国家队成绩、假赌黑等乱象，使职业俱乐部在许多地方政府眼中成了“麻烦制造者”。此外，安保费用是一个现实障碍：城市联赛由政府主办，安保成本内部消化；而职业联赛的安保却被算作俱乐部运营成本，且数额巨大。同样是数万人聚集，成本分担逻辑却截然不同。不过，宜兴、重庆铜梁、云南玉溪等地已开始探索将安保从“俱乐部成本”转变为“城市公共服务”，核心思路是：别把职业俱乐部当外人，城市联赛能享受的公共资源，职业俱乐部也应有机会对接。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政府是否愿意主动培育职业俱乐部。常州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思路。2025年苏超中，常州队成绩不佳，网上甚至出现“常州的笔画”等搞笑段子。然而，常州并未借机娱乐化炒作，而是选择回到足球本身，从竞技层面认真打造名片。常州市晋陵投资集团与江苏省体育局、省足协合作，组建江苏常晋足球俱乐部，以江苏省07-08年龄段全运队为班底（全运会U18组四强、中青赛U17冠军、全国青少年锦标赛U18冠军）。2026年，该队征战中冠联赛，五一长假前夜在常州奥体中心以1:0战胜上海泽天，以赛区头名晋级总决赛，到场观众28178人，刷新中冠联赛历史单场上座纪录。常州用行动表明：足球首先是足球，文旅是溢出而非目的，流量是结果而非手段。政府不一定要直接给俱乐部发钱，但可通过国资平台、政策支持、基地配套培育土壤。江苏常晋拥有自建训练基地，占地116亩，四片标准11人制天然草坪，从开工到竣工仅用半年多，这种效率离不开政府层面的重视与协调。 朱艺还提出，城市联赛与职业联赛的关系并非割裂，而是可以形成共生共荣的产业链。城市联赛解决“广度”——让大量原来不看球的人走进球场，其中一部分人转化为球迷，进而关注本地职业队，购买球衣，甚至去客场看球。职业联赛则解决“深度”——提升竞技水平，兑现商业价值。两者缺一不可：广度是基础，深度是天花板。政府不应在两者间做选择题，而应“用城市联赛培养市场，用职业联赛兑现价值”。此前江苏队解散导致好苗子外流，如今因苏超火爆，部分球员回归，如苏宁青训出身的高驰，从河北沧州回宿迁踢苏超，打进9球，与南京队滕帅共享金靴，球迷感叹“江苏的孩子回家了”。这正是共生共荣的生动案例。 最后，朱艺强调，职业俱乐部被忽视，不是因为它没有价值，而是因为它一直被当作“体育问题”来管，而非“经济问题”来看。今年中超单轮30万人的上座已证明，市场在用脚投票，职业足球正在强势复苏。如果换个视角，将其作为文旅资产来经营，每个主场比赛日都能为城市带来可观收益。这笔账，值得算；这些俱乐部，值得养。常州、大连等城市已经算过，你的城市呢？